第4章(2 / 2)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56],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57]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58]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59]。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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