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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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兴兵征讨麓川思任发后,名将方政、沐昂和宦官王振先后进剿,均损兵折将,无功而回。正统六年(1441年),王骥受命总督军务,与平蛮将军蒋贵督军十五万,在麓川之战中借风纵火,焚栅破寨,一举击败思任发,并因征讨麓川之功封爵靖远伯[8]。后总督云南军务,对于稳定西南边陲起了极大作用。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擅长用兵。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率五十万京军御驾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得以保身。他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儿官迷的味道,曾一度不择手段地巴结大宦官王振,为朝中正直大臣所不喜,譬如兵部尚书于谦便极其讨厌他。

明景帝朱祁钰选中王骥到南内看守太上皇朱祁镇时,王氏已年过七旬。至于朱祁钰为何会选中他,迄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是因为英宗初登基时即因王骥没有及时回奏而将其下狱,险些处死,王骥心中一直有怨;也有人说因为王骥不是什么正经人,七十多岁了,仍然好走马游乐,饮酒吃肉,甚至频繁出入青楼。而自古以来,贪财好色、污点多多的武将反而最为主上所喜。

但事实上,王骥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为巴结明景帝而刻薄对待太上皇。朱骥人到时,他正要亲自将瓦剌可汗也先派使者送给太上皇的礼物献入南内。

自英宗朱祁镇归国后,也先时常派使者送来一些礼物,指名交给太上皇,半句不提新皇帝。由于事关国体,景帝朱祁钰也不能不如数转交。他见也先如此优待兄长,心中很不是滋味,特意派人送信给也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如果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

意思是说,英宗和王振当政时与也先失和打仗,但现在是他朱祁钰当政,一定会好好对待也先的使者,实际上也是暗示也先应该送礼物给他朱祁钰。

但也先始终没有私礼给朱祁钰本人,即使在他称汗前后急需明廷的支持。后来有人告诉明景帝,说这是也先挑拨离间的诡计,就跟当年明廷厚待脱脱不花、薄视也先使者一样,朱祁钰这才释然。

朱骥几人刚进入南内范围,便有全副武装的京营军士冲了出来,喝问道:“什么人敢擅闯南内?”

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素来地位尊贵。校尉见这些军士态度蛮横,个个手持火铳,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很是不满,没好气地答道:“还问什么人,看不到我们穿着飞鱼服吗?这位是我们锦衣卫朱指挥。”

军士勉强客气了些,告道:“南内是禁地,除非奉有皇帝谕令,才能入见太上皇。朱指挥进来这里,可奉有皇帝谕旨?”

朱骥忙道:“我们来南内,不是为了见太上皇,而是因为一件案子来找阮浪。”

军士听说,便让朱骥等人等在原处,自赶去禀报王骥。王骥便亲自入南内,叫了阮浪出来。

阮浪似是宿醉未醒,想来昨日是他生辰,没少饮寿酒。他晃悠悠地走过来,一听说朱骥是为昨日强盗之事而来,便立即警醒过来,连连摇头道:“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他若一直是醺醉的样子,糊里糊涂地称不记得,倒也可信。但他摇头之前,分明有一丝锐光闪过双眼。朱骥不由得多了几分狐疑,忙掏出画像展开,道:“这是我请画工画出的强盗相貌,请阮公公看一眼,是不是这两个人。”

阮浪瞟了一眼,眯起眼,摸了摸光溜溜的下颌,道:“是这两人吗?不是吧?”

朱骥道:“这是画工根据我的描述画的,我跟这二人近身交过手,应该不会记错。”

阮浪道:“唉,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真不记得了。”又道:“朱指挥有多少大事要办,何必亲自来管这么件小案子?况且反正我也没丢什么东西。”言外之意,竟也是让朱骥不要多管闲事。

朱骥疑云更重,试探着问道:“阮公公是不是认得那两名强盗?”

阮浪道:“哪有的事?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从来没有。”一边摇头如拨浪鼓,一边转身回南内去了。

杨铭为人单纯直率,摸着脑袋道:“常人遇到盗贼,都是立即报官,好及时抓住对方。这阮公公怎么好像生怕我们沾染了这件事似的?”

朱骥也大为不解,便让杨铭与两名校尉带着强盗画像到金桂楼去打探,自己则赶回锦衣卫。

进来官署时,杨埙人已经不见了。校尉告道:“朱指挥前脚刚走,杨匠官后脚便离开了。”

朱骥早料到会有此情形,也不惊奇。转身见到公案上有一封信,信皮写着“锦衣卫朱指挥亲启”,墨迹甚新。他随手拆了,一读之下,惊得一弹而起。这竟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送来的信!忙招手叫进校尉,问道:“这信是谁送来的?”

校尉道:“不知道,是大门守卫送进来的,说是有人放在了官署门前的石狮子座上。”

朱骥心道:“对方不往蒯府或是于府送信,偏偏送来锦衣卫官署,倒真是让人想不到。”

那信中叮嘱朱骥不得声张,见信后立即出门,独自到西四牌楼下等候。朱骥一时无法可想,又不知杨埙去了哪里,便如约来到西四牌楼。

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有三处:东四、西四和鼓楼。而西四人最多,也最热闹。西四是西四牌楼的简称,位于西安门外大市街,因路口立有四座牌楼而得名。牌楼建于明初,为四柱三门七楼式,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檐下有如意斗拱,朱红漆柱,正脊两端、垂脊顶端有吻兽。四根立柱下面有三尺高的汉白玉夹柱石,各柱顶部前后斜向支撑着一根戗柱,是典型的“街道牌楼”。东边路口牌楼上书“行仁”二字,西边路口牌楼上书“履义”二字,合起来即是“履行仁义”之意。南面和北面的牌楼上各书“大市街”三字。

除了装饰外,四牌楼还分别是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安福坊的出入口。当然,它最为著名的则是另一个别称——“西市”,京师刑场的代名词。

明廷在西四一带设有西帅府、燕山前卫及西城兵马司衙署,杀人刑场则布置在西四牌楼。处决人犯事宜通常由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大兴县、宛平县合署承办,即“所谓会官处决”。大兴县在西四东转角街楼,宛平县则在西四西转角街楼。

行刑前,要在刑场上搭起席棚,供监斩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几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斩刑与凌迟分别在西、东侧牌楼下执行。犯人被处决后,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级贮库。分别处理,是有意令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

朱骥料想歹人选中西四,是因为这里人流穿梭不息,容易藏身。他站在路北牌楼下左右打量,始终不见人来,倒是有不少路人因他一身锦衣卫官服而侧目注视。

又等了一会儿,有个小孩怯生生地走过来,却又不敢走近,似乎颇为害怕。

朱骥走过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

小孩鼓足勇气问道:“你是姓朱吗?这有一封给你的信。”将信塞入他手中,转身就跑。

朱骥欲查明送信人身份,忙抬脚去追。却见小孩滴溜溜地转过街口,躲入了路边的烧饼摊子。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随口问道:“壮壮,你跑哪里去了?京城坏人多,别瞎跑。”忽见到朱骥过来,回头惊叫道,“你惹上了锦衣卫?”忙将双手往围裙上抹了抹,上前赔笑道:“官爷要吃烧饼吗?”

朱骥道:“我不吃。那是你家孩子吗?我有点儿事情问他。”

摊主道:“小孩子能晓得什么事?”见朱骥神情严肃,不得不回头叫道:“壮壮,出来,这位锦衣卫官爷有事问你。”

那壮壮却缩在桌子下,死活不肯出来。

朱骥料想自己穿着一身飞鱼服,对方害怕,只得走开。拆信一看,却是让他再赶去白塔寺,反复更换地点,分明是怕朱骥有所准备,暗中伏下了帮手。

朱骥心道:“对方如此谨慎,当然是怕我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设法救出玉珠。但目下这是唯一的线索,只能遵照指示了。”便如约来到白塔寺。

白塔寺本名大圣寿万安寺,原是元代皇家寺院,规模宏大,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为庆祝“遂一天下”,决定建造一处佛教圣地——白塔。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由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

白塔塔体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以射程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寺内香火极为旺盛。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苑”。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最多一次参加者达七万之众。然而到了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雷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难。

白塔寺寺庙无存,白塔却是香火仍旺。朱骥来到白塔下,转了两圈。有个戴笠帽的人走过来,问道:“你姓朱吗?”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朱骥道:“我是朱骥。请教娘子尊姓大名。”那女子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嫂在我手中。”

朱骥道:“总要有个称呼,才方便交谈。”那女子道:“朱指挥就叫我紫苏好了。”又命道:“转过身去,面朝白塔,双手放在塔上。”

朱骥遵命照做。紫苏走上前来,抽出匕首,抵在朱骥后心。外人看起来,倒像是一对情侣靠在一起,在白塔下许愿私语。

朱骥问道:“娘子要我做的,我都已经照做。你们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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