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在路上丢的，”他继续说道，“我觉得你会在公寓里的某个地方找到它。顺便给你一句忠告：如果迈克尔·基臣不喜欢你的剧本，或许你应该考虑用其他演员。别把气撒在我身上！”
我盯着他，回想他刚才说的话，想知道他有什么证据。迈克尔·基臣是《战地神探》的明星，虽然我们确实对新一集有过很多争论，但这件事除了吉尔以外，我跟谁都没提过。而且我确实没有提起我的作息时间，也没有说早上起床时找不到手机。
“霍桑，你来干什么？”我质问道。我从没叫过他的名字（丹尼尔），自我遇见他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叫过。“你想做什么？”
“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他说。他用奇怪的口音拖长最后一个词：另一起谋——杀。仿佛在细细品味。
“然后呢？”
他对我眨了眨眼：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以为你想写这类题材。”
如果你读过《关键词是谋杀》，就会知道，在那时我第一次认识丹尼尔·霍桑，他是我当时正在撰写的电视连续剧《正义与否》的顾问。他曾在伦敦警察厅工作，但是，有一次，一名涉嫌从事儿童色情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从水泥楼梯摔下，在此事件发生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因为霍桑当时正站在嫌疑人身后，结果他就被解雇了，此后他只能自谋生计。他本可以像许多前警探一样去安保公司，却选择将自己的才华用于帮助影视公司制作有关犯罪的剧集，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但我很快发现，警方根本就没有完全辞退他。
当警察碰到所谓的“难题”，也就是说，某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棘手时，他就会被叫去。大多数凶手残暴，不理智。夫妻俩吵架，也许他们喝多了，其中一个拿起锤子，然后嘣的一声，凶杀案就这样发生了。有了指纹，飞溅的血液和其他法医证据，整个案件会在二十四小时内侦破。而且如今有这么多监控，即使凶犯逃离现场，也很难不留下一张清晰的快照。
有预谋的凶杀案非常罕见，此类案件的行凶者会真的动点脑筋。而且奇怪的是，也许是因为过于依赖技术，现代警方发现这类案件很难侦破。我记得为独立电视台撰写《大侦探波洛》时，在某一集中有提到一条线索。案发现场留下了绣有字母h的女士手套。如今警方可以告诉你手套的生产时间、地点、制作材料、尺寸以及过去几周曾接触过的一切。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字母h实际上是俄语中的字母n，并且手套是故意丢在这里陷害别人的。对于这些深奥的见解，警察需要像霍桑这样的人。
问题是，他们付给他的钱并不多，在我们拍完《正义与否》之后，他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写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是个非常坦率的商业提议。我的名字会写在封面上，但我们要平分收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写虚构故事，不喜欢被别人的想法左右，更确切地说，我喜欢掌控自己的书，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角色，也不想成为这本书里的次要角色：一个跟班。
但不知怎么的，他说服了我，尽管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几乎要了我的命，但第一本书现在已经写完，尚未出版。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新出版商——兰登书屋的塞琳娜·沃克尔——执意要签订一份三本书的合同，在我经纪人的敦促下，我同意了。我认为对于每位作家来说，不论他的书卖出多少，都是这样：一份三本书的合同意味着工作稳定，意味着你可以规划时间，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也意味着你要专注于写这些书。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言，也就没有休息一说。
霍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整个夏天我一直都在等电话，同时也希望它不要响。毫无疑问，霍桑很出色，即使我错过了给我的每一条线索，他也用一种类似儿戏的方式解开了第一个谜团。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发现他非常难对付。他性格阴暗孤僻，即便我是他的传记作者，他也拒绝告诉我任何关于他个人的事情。至少可以这么说，我发现有时候他的态度令人感到不快。他总是骂人、抽烟，还叫我“托尼”。如果让我从现实生活中挑选一名主人公，那肯定不会是他。
此刻他就在这儿，我写完《关键词是谋杀》几周后又来缠着我。我还没有给他看这本书，他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写他的。我决定维持这种状态，越久越好。
“那么，是谁被杀了？”我问。
“他叫理查德·普莱斯。”霍桑停顿一下，好像希望我知道他在说谁，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名律师，”他继续说道，“一名离婚律师，经常上报纸。他的许多客户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像明星之类的。”
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确实听说过这个名字。我被载去片场时，收音机里播了关于他的事，当时我半睡半醒，根本没有听进去。理查德·普莱斯住在汉普斯特德，我遛狗时常去那里。报告称，他在自己的家中被人用酒瓶袭击。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有个绰号——是叫“铁娘子”来着吗？不对，这是菲奥娜·沙克尔顿的绰号，她也是律师，保罗·麦卡特尼爵士与希瑟·米尔斯那场激烈的离婚案就是由她负责的。普莱斯被称为“钝剃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叫他。
“谁杀了他？”我问。
霍桑忧愁地看着我：“老兄，如果我知道，就不会在这儿了。”
他有一点是对的，我累过头了。“警察需要你去调查吗？”我问。
“没错。我今天早上接到了电话，然后就立刻想到了你。”
“真是多谢，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霍桑从夹克里面的口袋中取出了一沓照片作为回答。我绷紧了神经。虽然我经常看犯罪现场照片，把这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但我永远无法接受犯罪现场那令人咂舌的暴力。这是犯罪现场的原始状态，一切都直白地展示出来。有的东西没有色彩，让深黑色的血液看起来更加可怕。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尸体只是躺在那里的演员，他们完全不同于真正的尸体。
不过第一张照片还算好，这是理查德·普莱斯生前拍摄的，一张摆着姿势的肖像照，照片中是一个英俊、温文尔雅的男人，鹰钩鼻，高额头，长长的灰白头发向后梳起。他穿着一件运动衫，微微地笑着，好像对自己很满意，自然也没有丝毫迹象暗示他就要成为谋杀案的调查对象。他双臂交叠，左手搭在右臂上，我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有一枚金戒指。所以说，他结婚了。
在后面的照片中，他已经死了。这次，他躺在光秃秃的木地板上，手伸过头顶，身体扭曲的程度只有一具尸体才能做到。他的周围满是玻璃碎片，还有大量的液体，这些液体看起来太过稀薄，不可能是血，原来这是血和葡萄酒的混合物。这些照片是从左侧、右侧和上方拍摄的，没有想象的余地。我继续看其他照片：脖子和喉咙上有锯齿状的伤口，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指像爪子一样。这是死亡特写。我很好奇霍桑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这些照片，可能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给他，然后在家打印出来的。
霍桑解释说：“理查德·普莱斯被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击中了前额和颅骨前部。”他这么快就说起了官方用语，真是有趣。例如，“击中”而不是“打”。那个“前部”可能直接来自天气预报员的词典。“额骨有严重挫伤和蛛网状骨折，但这不是他的致死原因。瓶子被砸碎了，这意味着用的力被分散了。普莱斯倒在地上，留下来的凶手拿着锯齿状的瓶颈，刺在了他的喉咙上。”他指着其中一张特写照片说，“这儿，还有这儿。第二次，刺穿了锁骨下静脉，刺进了胸膜腔。”
“他因失血过多而死。”我说。
“不。”霍桑摇了摇头，“他可能连失血过多的机会都没有，我猜测他并发了心脏气体栓塞，这才使他丧命。”
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怜悯之情，只是在陈述事实。
我拿起咖啡想喝一口，但它的颜色跟照片上的血迹一样，我又放下了。“他是个有钱人，住在价格不菲的房子里。任何人都可能闯入，我看不出这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
“实际上有不少，”霍桑兴奋地回答，“普莱斯在处理一个大案子……一份一千万英镑的和解协议。虽然案子里的那位女士没赚到什么好处。你对‘阿基拉·安诺’[1]有印象吗？”
虽然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下面会提到），我不得不换掉她的名字，但我很了解她。她是位小说和诗歌作家，几乎在所有图书节都会做演讲。她曾两次入围布克奖，斩获科斯塔图书奖、t . s .艾略特奖、女性小说奖，近期荣获了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表彰她在国际文学中的成就，称她“笔风独特，散文优美”。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其他大型报纸撰稿（主要是关于女性问题和性别政治）。她经常出现在广播中，我曾在《道德迷宫》和《未完之事》中听到她讲话。
“她把一杯酒倒在了普莱斯的头上。”我说。那件事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到处都是，我记得很清楚。
“老兄，她做的可不止这些。她扬言要用瓶子打他。那可是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很多人都听见了。”
“然后她杀了他！”
霍桑耸了耸肩，我明白他的意思。在实际生活中，这事可能显而易见。但在霍桑的世界里——那个他想与我分享的地方——对犯罪的认定可能恰恰相反。
“她有不在场证明吗？”我问。
“她目前不在家，没人知道她在哪里。”霍桑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之前卷了卷。我把咖啡外卖杯滑向他。里面还有半杯咖啡，他可以用它当烟灰缸。
“那么就有一个嫌疑人了。现场还有什么？”我说。
“我正要告诉你！他的房子正在重装，大厅里有很多油漆罐。当然，他对多乐士之类的普通油漆不感兴趣。他用的是英国珐柏[2]那些浮夸的颜色，像土绿色、常春藤、阿森尼克这样的，要八十英镑一罐。”他很厌恶地说出这些名字。
“阿森尼克是你编的？”我说。
“不是。我编了常春藤。另外两个在他们的清单上，他选的颜料叫绿色烟雾。事情就是这样的，托尼。凶手杀害了普莱斯先生，让他躺在豪华的美国橡木地板上流血，之后，凶手拿起刷子，在墙上写下了一条信息：一个三位数。”
“哪三位数？”
他把另一张照片往前推了推，让我自己看。
霍桑说：“182。”
“我想，你应该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对吧？”我问道。
“这组数字可能表示很多东西。伦敦北部有一辆182路公交车，不过我认为普莱斯不是那种愿意花大量时间去乘坐公交车的人。它也是温布利一家餐厅的名字，还是发短信时用的缩写，是一种四座飞机——”
“行了，”我打断他，“你确定是凶手留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