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为了缓解钱荒，圣人大力推行集中交易、记账货币的模式，使得民间对金属货币的需求大大降低。
三十年后，商人们已经渐渐熟悉并认可了这种模式，因为真的非常便利于商业交易。
三十年的时间，这种习惯、认知一直在不断强化着，以至于现在银元票的信用大大增加，可以直接拿来交易。
但——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圣人的举措，大大缓解了钱荒，于天下百姓有恩惠，于商徒们有大恩。但你要说直接用银元做货币，这不靠谱，杜晓不同意。
还好，圣人也十分清醒。
“朕知道，银元票还不是货币，只是一种信用凭证，与前唐各镇进奏院开具的飞票并无本质区别。”邵树德说道：“在未来数十年甚至百余年，银元票始终只会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天下绝大多数人根本见不到其真容，甚至听都不会听说。”
“那——陛下为何写这本书？”杜晓好奇道。
书的内容很白，甚至用语习惯都很别扭，读起来很吃力。而且似乎创造了太多的新词，让人无所适从。
“朕老了……”邵树德只说了一句。
杜晓恻然，想说些什么话，又觉得都不合适。
“所以想留下一点东西。即便现在不合适，但将来条件成熟了，或许就有人记得这本书。”邵树德继续说道。
其实正如他所说，现在努努力，打好基础，也许在一百年后，金属货币可以逐渐把非常不好用的布匹、粮食挤出市场，让它们慢慢成为历史。
这就是邵树德写《通货》的原因。普及金属货币领域的各种概念、原理，给官员们扫盲。
不要高估官员们的知识面。
对于读经史上来的官员，经济方面几乎一窍不通，很容易搞出各种骚操作，并不是他们特意使坏、故意乱来，他们是真的不懂。
“不说那些丧气话。”邵树德笑了笑，又道：“朕在书里写了一种捞钱的办法。也许一百年后，某位宰相读完全书后，能掌握其精髓，为朝廷增加收入。”
“法币与铸币税么？”杜晓问道。
“正是此物。”邵树德说道：“可别小看它。如果好好操作一番，朝廷收入会大增，能解决好多麻烦。钱多了，很多麻烦就会消失。”
邵树德一直觉得明朝浪费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日本白银的大量流入——马尼拉帆船贸易提供的白银其实不多，毕竟每两年才1－2艘船——使得明朝有条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推行金属货币的朝代，但他们浪费了……
明朝只有白银，没有货币。
首先，国家层面没有铸造各种面值的硬币——邵树德在《通货》这本书中将其称为“法币”。
这是一切乱象的根源。
因为没有法币，民间就自己乱来，随意切割银子，什么银豆、银角子之类，四处泛滥。
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即便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也会铸造自己的法币。货币兑换所随处可见，外国商船驶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兑换当地的银币。而货币兑换所则抽样检查，用化学的方法化验银币的含银量，然后给出一个汇率。
明朝那会，阿姆斯特丹已经有了十几种主要银币的汇率，定期公布。
比如，法国人因为战争，财政吃紧，于是铸造了一大批含银量较少的劣质法币“利佛尔”，消息传出去后，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利佛尔汇率立刻暴跌。
在金融、财政领域，中期的明朝与西方国家，已经远远不在一个层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专业的人，干不专业的事，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所以，给官员扫盲，让他们建立初级的金融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陛下，有没有办法现在就弄到大量白银？”杜晓突然问道。
“没有办法。”邵树德笑着指了指他，道：“国中有银矿百余，稳定产银者不过三四十，大量产银者不过寥寥几处罢了。而周边呢？小的白银来源不谈，就说大的，目前仅有日本一处。而且他们发现银矿才几年，水平也很差，朕都替他们着急，有银子挖不出来，提炼出来的白银质量又差，唉！”
“洛阳流言，吐火罗人那边有大银矿，不知……”
“不是流言，是真的，那地方叫潘杰希尔山谷。”邵树德说道：“可能不比日本银山小多少，当然，这只是猜测，朕也没去过，不甚清楚。”
“那能不能……”
“哈哈！”邵树德大笑道：“当初西征的时候，你们一个劲地劝。怎么？现在着急了？”
杜晓有些尴尬。
“其实没用。”邵树德突然叹了口气，道：“白银是需要积累的。即便潘杰希尔山谷、日本银山都归朕，又有什么用？没个上百年的持续白银流入积累，又怎么够用？朕老了，等不到那一天了。”
其实，邵树德对大夏经济官员的要求很低。
如果哪一天，流入大夏的贵金属足够了，可以进入白银时代时，朝廷开始铸造法币（银币）。
别他妈的再用金银块了。
金银块不是货币，法币才是，这个概念一定要捋清楚。
他相信，只要搞清楚了这种概念，官员们是有铸造法币的冲动的，因为可以收铸币税。
法币推行之后，为了收铸币税，朝廷又会严禁民间私铸货币，并打击使用金银块交易的现象，这都是在西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而积累了大量法币的商人，也不会选择将其熔掉，因为这样会产生亏损——假设官方规定一元法币可兑换一两银子，但实际上，一元法币的重量往往达不到一两的程度，且其中还含有10－20％的贱金属，这就是铸币税的来源。
明朝连铸币税都不会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通货》这本书，既普及了概念，又给后人指出了朝廷的一个重要财源（铸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