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姜星火不是下一个王安石，变法派不会落得跟新党一样的下场。
谁也说不准，王景会不会成为大明的司马光，隐忍多年后卷土重来，推翻一切新法。
须知道，历史上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隐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而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马上被召回朝中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而司马光废黜新法后，像是完成了毕生使命一般，八个月就去世了。
只要此时朝中对新法不满的文武百官齐齐发声，永乐帝扛不住压力，甚至不需要今日就扳倒姜星火，而是皇帝的态度出现动摇，哪怕是将王景下狱或者贬官，那么王景就将一跃成为司马光之于王安石那般的保守派领袖。
毕竟现在庙堂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变法，可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领袖。
而皇帝，是否也需要一个制衡姜星火的人呢？
他可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帝！
怎么能容忍一个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人威胁他的皇权呢？
这就是王景瞅准的时机，这也是他期待的回报。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庙堂，哪个角度来考虑，王景的想法都是有道理的。
至于手段？
最复杂的庙堂问题，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斗争手段。
当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被撕开后，一位历经三朝的资历侍郎，抬着棺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孝陵当着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痛斥皇帝，请求诛杀奸佞，这就是威力最大的杀伤手段。
觉得粗暴吗？不，在场没有人觉得粗暴。
甚至姜星火都能从他前世看到的《明史》中找出好几起同样的经典案例。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海瑞从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朋友，然后向明仙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仙宗迷信道术，生活奢侈，弃天下于不顾等弊处。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面奏明匠宗，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担忧再拖一天机密泄露，只好交会极门转呈，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请求匠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三个人里，只不过海瑞成功了，杨继盛和杨涟失败了，而海瑞和杨继盛面对的甚至是同一个人失败的后果当然很严重，但成功的硕果也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是说海瑞和王景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也不是说海瑞买棺死谏是为了求名求利，而是说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结果一旦成功，都注定是名留青史，而且只要对手墙倒众人推，就马上能获得丰厚的庙堂回报。
当然了，千万不要以为死谏皇帝比死谏权臣要容易，事实上明代的皇帝脾气普遍不好，常规处理手段就是“廷杖+流放”套餐，非常规的就是直接砍脑袋。
但是今天，王景不可能会被砍脑袋。
事实上，姜星火非常佩服王景，佩服的不是这套“简陋”的手段，而是他权衡利弊后选择的时机。
做事情权衡利弊无非就是考虑两点。
第一，回报有多大。
第二，自身风险几何。
那么今天的规矩是什么？
——“禁止见血”。
王景掐准了皇帝不敢当着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的面上杀人，所以他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
所以，王景干的这是一件虽然风险与回报并存，但最大的风险已经消弭的事情，而且王景厉害就厉害在，掐的时机恰到好处，把自身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
要是他敢在祭祀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来这套，马上就会被以破坏典礼的名义扭送出去，而眼下是在祭祀典礼之前，文武百官又恰好齐全。
难道皇帝不让侍郎抬棺死谏吗？
难道朝中有奸臣不可以弹劾吗？
你说姜星火不是奸臣，王莽恭谦未篡时啊陛下！
要我看，这姜星火就是包藏祸心的绝世奸臣！
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姜星火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面对王景的指责，姜星火既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奸臣，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新法就一定比太祖旧法要好，因为能证明结果的只有未来。
而姜星火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了，更遑论证明给其他人看。
更何况，王景所谓的“乡间落魄书生、狱中待死囚徒”，也没说错，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至于所谓的“太祖高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何等英明神武”更是没错。
所以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当着朱元璋的面证明给百官，自己的新法比你这个埋在地下的老鬼的祖宗旧法要强，怎么证明我姜星火比你厉害。
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因为在大明，伱不能证明任何人比朱元璋厉害，朱棣在这都得往后稍稍。
所以，王景看似破罐子破摔式的举动，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后，其实将自己在面对姜星火时，置于两个不败之地。
第一，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杀我，忌日见血，于国大不吉。
第二，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证明你的新法比他的旧法要强。
而如果你证明不了第二点。
那你输了啊。
变法这种事一旦受挫，一旦动摇，没有做到一鼓作气气势如虹，那可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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