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拼命地往京里调动，高居庙堂的地方官吏，自然也不缺外放，为一道高官封疆的京官。而七道之中，有五人最引人注目。
其中，王著调任江南布政使，同样是从皇帝身边走出的近臣，相比于王溥已然高居宰相，王著的仕途要“坎坷”些。从乾祐五年平淮之后，就被外放为官，从一个知县开始，近十五年下来，终于成为一道主官。
即便如此，仍旧引得一片侧目，因为到如今，王著尚未年满四十，同时因为其性豁达而无城府，履历虽深，但欠缺手段，对委他一道之任，朝中还是颇有微词的。
比如吏部尚书窦仪，就直接进言，说王著还欠些火候，但是拧不过刘皇帝。因为，不管王著有多少不足，对刘皇帝却从来忠诚，十几年的言行举止，那种恭敬乃至崇拜，几乎印到了骨子里，对于这些刘皇帝也是有所耳闻的。
显然，皇帝近臣的出身，对于王著而言，可谓受用终生，江南可以说是大汉最富庶的道府了，王著也由此一下子成为大汉的政治明星。
吕胤则调任两浙布政使，他就任两浙，不管从哪方面来讲，都没有人提出异议，其履历之深厚，能力之强干，整个大汉都挑不出几个比他更好的。
毕竟，他一步步从州县小吏，成为皇帝“秘书”，早在几年前，就有资格主政一道了，只是被刘皇帝看上了，调到身边用了几年。
两年前因为其母丁忧，刘皇帝也只给他放了一年的假，后来起复，给了个东南观察使者的差遣，如今，正好继昝居润。
同时，因为当初的叛乱，两浙地区，也需要吕胤这样一个能臣干吏去主政，刘皇帝也放心。而可以想见的是，等吕胤再度还朝之时，宰相的位置也将替他腾出来，待其入席。
太子太傅李昉，调任湖南，这点有些出人意料，不过也没有什么非议。毕竟这既是皇帝的故人，也是太子的老师，谁敢叽叽歪歪。
在经过两任十多年的发展建设后，湖南的潜力已经初步体现，人口的增长，连续的大熟，也使得每年湖南的两税逐年增长，到开宝四年，已然可观，让朝廷都不敢忽视了。
七道之中，直接有三道长官，是由具备皇帝近臣资历的官员担任，可见刘皇帝用人，还是有唯亲唯私的一面的，尤其对这种封疆大吏。
要说出人意料，还得属广南东道的任命，张懿，最主要的原因，他属于降臣，却又不像韩熙载等人名气那么大。当年，只是南唐军中的一个微末低级军官，战败投降。
靠着够硬的心肠，灵活的头脑，敏锐的嗅觉，不俗的手腕，赢得了兖国公王朴的赏识，一步一步向上爬。等到当年王朴还朝时，已主管一道之刑名，到如今，更升任一道主官。
当然，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也不能说容易了。另外，他也是探花张洎的叔父。谈起张洎，这位小张探花，也官升至朔州知州了，还在宋琪的手下低眉顺眼地熬着。不过，对于张洎而言，已经不低了，皇帝身边出去的人，在仕途的升迁上，优势太大。
另外，则是广南西道的卢怀忠了，这是位军转政的官员，此前一直在军中任职，从边军到禁军。而他到广南的主要任务，还是为南征的潘美提供后勤支持。
与东南道司主官调换同时进行的，是对南方军事主官的调整，石守信、赵延进、张永德、曹彬相继调回东京，石守信任枢密副使，随时准备转正，赵延进与张永德、曹彬则分别为三衙副帅。
同时，高怀德、向训也挪了挪窝，到东南驻守。到此为之，开宝初年朝廷用以坐镇东南的高级将帅，基本被换了一遍，只剩下个刘光义，守在福建，同郭廷渭一道，准备出海收取流求。虽然那基本只是一次军事旅行，但开疆拓土嘛，总归要认真些。
而朝中诸部，也进行了一次调整，都察院换了窦俨，至此，窦家五兄弟的名声越发大了，上至宰部，下及道州，人皆实授要职。
财政司调动最为频繁，原西南转运使张美任盐铁使，原河北转运使沈义伦任度支尚书，户部则由王溥兼领。
刘皇帝素来欣赏的“橐驼儿”韩徽，迁任大理寺，从军到政，从财到刑，韩通这个儿子显然成了刘皇帝的重点培养对象。
另外就是，国舅李业，刘皇帝再给他加了个门下侍郎衔，或许用不了多久，李业就将成为大汉第一个以外戚身份担任宰臣的人了。
第82章 四件大事
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有一片处置周到、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之罢官免职，乃至下狱问罪。
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破坏力强大，每决口，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官方统计，自大汉开国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大小水灾，就达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
对于黄河水患，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进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负责水务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朴、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近几年，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四处巡视水文，筹谋治理方案。然而，总是治标不治本。
为水患问题，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并发明诏集思广益，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
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堵不如疏，当效仿大禹治水，开挖沟渠，变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
毕竟，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觉得构思不错，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却也不盲目。
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黄河改道，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轻易不可为。并且，这种事情，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周密的准备，论证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对黄河的治理，还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树木。然而，南道河床过高，堤岸也越筑高，几乎已是地上河，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看图划线，瞎改乱改……
不过，有一点，是开宝年来，朝廷在推动的，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京杭运河”开凿出来的想法。
黄河的治理，非一时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见，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还有得头疼了。
除了水患这种长期扰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刘旸成婚了，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国本的事情，岂能不重大，政治意义尤其突出。
相较于当初皇长子刘煦成亲，对太子婚礼的操办，显然要更加隆重，规格更不可相提并论，毕竟是储君成亲，迎娶太子妃。
婚礼都是在崇元殿上举行的，内外公卿大臣一齐相贺，为此还专门让翰林、学士及文才们，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以作祝贺。
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刘皇帝也完全体现了他对刘旸的重视。太子的地位，愈加稳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宫内有皇后，宫外有符家、慕容家，这种陪着，几乎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与太子结上亲，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卫国公慕容延钊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巩固了。
婚后，刘旸仍旧以太子的身份呢听政于广政殿，但可以负责具体事务，一应军政诏制的审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门下的职能划给他了。
与此同时，刘晞、刘昉这两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职，刘晞到太仆寺任副职，刘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务上打下手。
剩下两件大事，无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边大张旗鼓，南面则悄悄摸摸。
对定难军，朝廷准备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坚决，定要一举解决这个帝国内部的隐患，妨碍军政统一的最后一颗绊脚石。
事实上，从李彝殷病故的消息传开后，夏绥地区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或许是，苟延残喘多年，锻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李光睿当时就有所预感。一种朝廷迫害李彝殷，使先公含恨而终的说法在定难军内部蔓延，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复仇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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