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的目光中，竟然带着少许的期待。刘旸沉吟了一会儿，心中计较着，淡定道：“国家自有法度，依律处置，总归是公平的！”
说着，抬眼轻笑着对赵匡胤道：“孤也知晓，荣公与故韩武宁侯，关系素来亲厚，近乎兄弟之谊！”
闻言，赵匡胤叹息一声，也把话说开了：“不瞒殿下，臣也恼怒此子妄为，触犯国法，恨不能执刑。然而，毕竟是子侄，若坐视其赴死，臣心不忍。”
赵匡胤这话，已经算是坦诚了。刘旸脑子里，则记着刘皇帝的叮嘱，想了想，道：“荣公在军中时，治兵甚严，军纪严明，因而士卒心悦臣服，原意追随死战。如今，子侄犯法，也当知国法森严才是啊！”
赵匡胤苦笑：“这也正是臣为难之处啊！韩家三郎虽然不肖，但仅剩这一点骨血……”
见赵匡胤这副模样，刘旸面上闪过一抹迟疑。这么些年来，赵匡胤对他这个太子，还是很恭敬的，也多有辅弼之处。稍加考虑，刘旸还是决定提醒一番：“荣公，此事，还当根据朝廷成法，不可擅加干涉啊！”
这话，让赵匡胤心头一紧，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刘皇帝那边。拧着眉，思吟几许，认真地看着刘旸：“殿下，难道我那侄儿，就一点活命的希望都没有吗？”
刘旸默然，他并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而是说道：“此事，要先看洛阳府如何审断了！”
第142章 公堂之上
洛阳府衙，府尹、滦国公慕容彦超升堂问案，审问的自然就是昨日牡丹坊韩庆雄杀常侃案，闻讯围观的人也不少，不管是达官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想看看，慕容皇叔会如何审断此事。
作为西京首府，管辖着整个河洛地区，平日里事务也多，在刑名方面，慕容彦超实则是很少插手的，基本上是由衙署判官负责的。
不过此次，涉及到勋贵子弟间的杀人戕害，判官也拿不准了，故而上报给慕容彦超。而此事对慕容彦超来说，不算为难，却也麻烦。
慕容皇叔在推鞠断狱方面，实则是有些天分的，过去不管是在地方节度、开封府还是刑部任上，都是勘破案件的业绩。
不说为民请命吧，总归是依法办事，案件从来能够搞得清楚。因此，此次案件，对慕容彦超而言，实在称不上挑战，事情清清楚楚，调查取证也简单，最麻烦的，反而是如何判罚了。
有国法依凭，再加自己的身份，慕容皇叔是不怕得罪人的，但怕不怕，与做不做，是两个概念。于是，在昨夜的时候，慕容彦超就向刘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章，以此事向刘皇帝请示办法。
得到的，自然不是刘皇帝的温言细语。来自刘皇帝回应，简单而直接，一件小小的杀人案件，也要来打扰圣躬，并质问慕容彦超，为官多年，案件也处置了不少，如何判案，还需要别人教？
刘皇帝的回应，让慕容皇叔稍感郁闷，当然他也能体会到，皇帝并非针对他。不过，皮球又踢回了慕容彦超这边。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引起事端的涉案者，不管是杀人的韩庆雄，还是被杀的常侃，慕容彦超都十分厌恶了。
这些膏粱子弟，干点什么事情不好，即便是打架斗殴，欺压良善，他说办就办了，处置起来也绝不会手软，偏偏闹出了人命。
依照大汉如今的法律，人命也是一条最基本的底线，民间矛盾冲突，只要闹出了人命，就是性质的升级改变，大事难以化了。
这么多年下来，民间涉及人命的案件，不算多，然而一旦上升到这种恶性结果，涉事人员也基本逃不脱一个死字，基本没有例外。
年过花甲的慕容皇叔，如今已然彻底褪变成为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不过，一顶嵌玉的官帽、一身朱紫的朝服衬托下，仍满是威严，令人不敢小视。
公堂外的吃瓜群众，被严格地拦在外边，粗略地瞄过几眼，能够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面孔。出了纯粹看热闹的人之外，剩下的多是与韩常两家有关系的人，两家之间，泾渭分明。而常家人多些，男女老少似乎都来了，并且各个穿着丧服，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默默地盯着公堂之上，不发声，却带来了实质的压力。
慕容彦超没怎么看堂外的“闲杂人等”，当然，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别扭的，这架势搞得他要徇私枉法一样。昨夜，常氏人曾求上衙门，希望能迎回常侃尸体，被慕容彦超以案件尚未了结而拒绝了。
此番升堂，慕容彦超也没有像过去审案那般，抽丝剥茧，细致盘问，甚至与嫌疑人斗智斗法。他只是当堂，把事情的经过流程式地问明并做通报，然后就看着两家的讼师辩论了……
于是，堂上的情形是这样的，两排衙役手执杀威棒，一身赭衣的韩庆雄，镣铐加身，失魂落魄地跪在那里。一身素服的常侃之父常德，作为原告，同样老实地跪着，只是丧子的悲伤流于表面，令人不忍。
两名讼师，各引法典，据事实，详过程，激烈舌辩争锋。二人都是在东京就闯出了名头的讼师，朝廷西迁至洛阳，自然也跟着到西京来谋发展。
这一场官司，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难得的机遇，不只是因为同权贵们有了联系，也是展示自己法律能力，扩展业务，深入打入上层社会的一个契机。
这些年，大汉朝是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状态，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其中就包括讼师这门行当。
随着天下一统，南北汇流，大汉的商品经济已然彻底进入快车道，民间商民的交易往来也日趋频繁，而涉及到利益，就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而打官司往往是解决争端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市场在壮大，那相应的职业也就迎来了大发展。大汉的法律条文，此前就经过系统的简化整理，以利于理解推行，后来经删改、调整、增补，到如今，各项律例，已然十分完善了。
而完善，也代表着复杂。对当下的大汉百姓而言，可以说基本都是法盲，只有一些朴素的价值观念，除了对造反、杀人、偷盗、抢劫，诈骗、通奸这些情况有着基本的认知外，对其他方面，都是模糊乃至无知的。
哪怕是大汉的官员也一样，《刑统》是必修的，但是能深入钻研，熟悉汉律的官员，可就是不多。因此，不管是官府审判，还是民间诉讼，都需要一定专注于法律研究的人才辅助，在官府，就是刑名、监察、刀笔吏，在民间，就是讼师了。
讼师这个行当，古来有之，但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直到当今大汉，呈现井喷。当然，这是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综合发展，提供了其壮大的土壤。并且，还有刘皇帝的肯定与引导。
大汉的法典，确立多年了，并且不断扩大权威，公信力也越来越强，然而如何利用法典，却不是单纯依靠官员就行了的，讼师就是一个不错的补充。
就当下而言，讼师在民间的声誉并不好，普通百姓一般用不到，而其也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针对一些有产、中产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勾结行贿、偷文换状、欺压恐吓等斑斑劣迹，但也不掩饰其积极意义。
只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那些劣迹恶行，而忽略其积极意义。尤其在如今大汉整体政治环境清明的情况下，讼师行业的爆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这也给一些不得志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发展就业的新方向，毕竟，大汉的官，也是越来越难当了，首先一个门槛，就在持续拔高中。
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群道德低下、虚化俗丽的人，勾结奸商，蝇营狗苟，完全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
但是，哪怕名声并不怎么好，投身其间的人却在逐渐增多，一是朝廷态度明确，包容支持，二则是名利了，当然其中也不乏尊法维权、为民请命的清明人士。
在过去，讼师能够参与的，一般都是些民事案件，涉及的也都是些利益纠葛，严重点，也就是伤人了。
但凡牵扯到人命，就基本没有他们发言的权力了，在这方面，各地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调查审问判罚，也轮不到讼师之类挑词架讼。
不过，这一次，显然打破了此前那种约定俗成的规矩，韩家请来名讼要求脱罪减刑，常家也请了“大状”，定要判韩庆雄死罪。而慕容彦超了，也默认了，并且饶有兴趣地看着双方激辩。
这场官司结果如何，尚无定论，但讼师这个职业的天花板，通过这场诉讼，或许又要提高许多了。
从慕容彦超本心来讲，他是瞧不上这些讼师的，官府断案，大堂之上，岂容得这一二无职无权的书生，卖弄口舌，狡词诡辩，长此以往，官府官员权威何在？
事实上，刘皇帝对骤然兴起的讼师，持支持态度，就是为了遏制一下类似慕容皇叔这样的官吏心理。
针对于黎民百姓时，法律的解释权，不能完全掌握在官员的手里，这大概是刘皇帝最单纯的初衷。然而，讼师这个行业想要继续发展，想要规范，也是需要再经历一些曲折的。
公堂上，关于韩庆雄杀常侃一案，双方就相关《刑统》条例，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解析争论。被告方呢，将事件始末，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提出几点情况，想要作为减刑减罚的依据，比如常侃先行挑衅，涉及到人格侮辱，蔑视先人，再加酒醉麻痹等等。
意图证明，韩庆雄并非蓄意杀人，而是激情发作，拔剑雪耻。在大汉，很多道德层面的认识是会影响判罚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少案件，都会伴随着情有可原，一念之间，等主官因素，而影响判罚结果。
而常家的讼师，则任你如何狡辩，就盯准了一点，韩庆雄杀人，常侃大庭广众被杀。死咬这一点，就是要钉死韩庆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