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1 / 2）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说北伐军，共产党来了难逃一死，连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也被杀掉了吗？

王国维忧愤异常。5月30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跑来北京看望王国维，就是这种感觉。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金梁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到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金梁回忆说，王国维这时已决心投湖自尽了。这离自杀仅三天。

其实更早一点可能已下了决心。死前十天，王国维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都可以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清华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惜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时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别，竟成永诀也。姚名达说，餐前聚坐，众人谈笑不拘形迹。有向大家谈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国维。共有四桌宴席，欢声沸腾。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无声，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乐吗？或者是这一席的同学们都不善辞令呢？但大家正畅谈别情，没顾得上这边冷清一角。宴席将尽时，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辞，历称同学们成绩优秀，说是我院如果继续努力，则办成国学重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恭敬地听着，静安先生也点头，但不说话。

散席了，王国维像平时那样，跟大家告别，并没有特别之处。竟没想到他此时是死别诸生，而这个宴会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达念师心切，不知该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别后不久，他和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往回走时经过两院，朱君忽然问：“王老师家在哪里？我竟没看过一眼！”名达说：“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国维书房，空无一人，仆人打电话去南院陈先生家，原来正在陈家，于是等了一会儿，王国维就回来了。几个学生提了好多问题，非常虚心，先生是言简意赅，回答精辟。这样谈了一个小时，晚饭都摆上桌了，才起身告辞，王国维把学生们一直送到庭中，这是他一向的惯例。

到了晚上，又有谢国桢等人造访，问起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又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谈到时局的时候，王国维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乱移居的想法。

其实在白天开宴会时，学生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到山西去避难，王国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移居避难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这不是好兆头。这种安睡是大事将出的信号，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预感？

有人就是这样：自杀多次未于是，都是因为亲友拦救；后来悄然自尽，谁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于是走进园子。6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垂柳飘拂，山花照影。湖边乔木挺秀，灌木丛生。又有小桥流水，蜿蜒于山峦之间，柔情可人。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十七孔桥尽情舒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休息。万寿山上，亭廊楼阁依山而立，错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万寿山顶，似有醍醐倒灌之势。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烟，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条大石船，稳如磐石，让“水不能覆”，然而大清还是灭了。其实这船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毁于战火了，现在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没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烧之，就是石头也能烧成粉末。而且从根本上说，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吸了很久。

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抬头便见冠山杰阁，层层而上，但是这种感受，就未必有了。现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诀别”了。

排云殿下，紧临湖畔，有一鱼藻轩。

王国维来到这里。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恰如一面“盘镜”，可以证得我心之净。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于是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王国维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于是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这时候天气闷热得很，阴云密布，雷声四起，像要下雨的样子。天公有忧，忧“人间”不幸。

消息传了清华园。国学院人心浮动，尤为凄惶。看看时间已是晚间九点，大家忙乱已毕，收拾停当，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国学院的教授学生及吴宓等三十余人，共乘了两辆汽车，往颐和园开去。路上经过朗润园，看见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郁难言。平日与王国维关系好的人，此时不免脑中泛起王国维的音容笑貌。天气闷热得很，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丧事全由清华校方担负，而治丧委员会则由研究院同学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争恤金，罗振玉则在天津代王国维拟写《遗折》递呈溥仪，以求加谥及赏赐。后人称此为“伪折”。

溥仪读了此折，大为感动，便下了一道伪诏，谥王国维为“忠悫（音确，诚实也）”公，并赏赐银物若干。

丧事颇为隆重，于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举办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

许多诗联中，都把王国维比为屈原。

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词，并出刊《纪念册》，题名者6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汉学家中全部名流。日本《艺文杂志》则推出特别追悼号。

家属遵死者遗命，将他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

之后，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研究院老学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

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代表了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学术上，王国维以“通方知类为宗”，不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观堂集林》，几乎篇篇有新发明，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辨证最准确，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气象。

至于自杀的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都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聘王国维做“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还在途中，忽接讣告，又改拍唁电。

两年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比较“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9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号“洋车”赴颐和园。10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11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他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