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我听说有几个人才闲居在家，何不请其出山，为舜王效力？”
“如此求之不得，那就烦劳万龄了！”吕维祺闻言不由笑道，“虽然秦豫颇近，我又与令师常有往来。”
“奈何令师故去以后，我多年没来陕西走动，是以与陕西英才倒生疏了许多，不知万龄何以教我？”
“泾阳了一道人、耀州宋一衷、蒲州王湛白、三原焦氏兄弟，皆大才也！”祝万龄闻言不由笑道。
“同官寇慎，曾任苏州、广平知府，历昌平、冀宁兵备道，担任山西参政，如今正守孝在家。”
“绥德郝杰虽屡试不中，不过时运不济耳，其素来刚正不阿，有包龙图之风。”
“除此之外，还有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等人可堪一用。”
“好，好！”吕维祺闻言不由大喜道，“若能请得这些贤才助舜王一臂之力，皆万龄之功也！”
“你看这样成不成？万龄烦劳你就任平凉知府，了一就任凤翔知府，宋一衷任乾州知州，王湛白任邠州知州，郝杰任商州知州，寇慎任……任汝州知州！”吕维祺早和张顺商议过来，自然是大肆许愿。
只是轮到寇慎的时候，吕维祺这才发现根本没有多余的职务留给他了，只好暂且许以汝州知州一职。
原来这“了一道人”便是泾阳王徵，乃是陕西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喜好机械，并编有《新制诸器图说》、《远西奇器图说录》等书。
他身为“西法党”之一，和徐光启一时俞亮，曾有“南徐北王”的美誉。
而耀州宋一衷其实就是宋师襄，字一衷，历任御史、顺天府尹、太仆少卿、太常卿等职。
而蒲州王湛白其实就是王道纯，其字怀鞠，又字湛白。
曾担任御史、山东巡按御史，登莱之乱时因为弹劾“主抚派”而罢官去职。
并且，他在医学一道，也颇有研究，修订过医学典籍。
所谓“三原焦氏兄弟”其实就是焦源清、焦源溥堂兄弟二人。
前者乃是宣府巡抚，因为崇祯七年后金入侵，攻占宣府万全左卫。
他便和倒霉蛋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一起受罚戍边。
只是幸好因为他年纪大了，象征性戍边了一段时间之后，便被放回了家乡。
而后者则刚巧任大同巡抚，幸运的躲过了一劫。
只是大同粮饷匮乏，他多次向朝廷申请拨付饷银，免除赋税，却得不到回应。
焦源溥自度后金再来，自己定不能免，干脆自我检举，辞职回乡。
而寇慎便是《五人墓碑记》所记载事件发生之时的苏州知府，依照他的资历也不是没有机会晋升一下督抚之职。
这些人个个名重乡里，叱咤一方，听起来比吕维祺所荐“河洛学士”都厉害多了。
但是身为河洛文坛领袖的吕维祺不但毫无嫉妒之心，更是大肆封官许愿，尽显宽宏大度。
你道为何？
原来这些人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二人以外，其余皆老迈不堪，正合为张顺治理陕西之事救急而已。
那焦源清年过七旬，而焦源溥、王徵、宋师襄皆年过六旬，寇慎五十九岁，王道纯年过五旬。
偌大个陕西年轻一代，竟然除了咸宁窦光仪、宗室朱谊巉以外，唯有年近四十的郝杰勉强可以一用，可谓是无人矣！
这倒不是秦地天生不如人，而是自天启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流寇四起，对本就文风不盛的陕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甚至几乎相当于后世陕甘宁三地的陕西布政使司来说，整个文坛全力推举出来的领袖祝万龄，居然还要低河洛文坛领袖吕维祺半头，何其悲哉！
那祝万龄自然知道自己作为晚辈，无论是地位还是名声，都很难以压过名儒吕维祺一头。
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自嘲道：“陕西文风不盛，倒是让先生见笑了！”
“以上诸人，我会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出仕于舜王。”
“至于我？我这个老家伙就不掺和这档子事儿了。”
“还请您为我向舜王说项，就说我情愿在秦王府挂一个赞画之名，实际则留在关中书院任教。”
“也算是为关学保留一丝文脉，为秦地文风进一份心力，还请舜王勿怪！”
“这……那好吧！”吕维祺点了点头道，“我会尽量向舜王说明情况。”
说实话，吕维祺作为河洛文坛领袖，他完全能够理解祝万龄的心情。
偌大个陕地，看似人才济济，实际上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以上诸多人才，大多数中举于万历末年，如今皆垂垂老矣，而年轻人却寥寥无几。
甚至“关西夫子”祝万龄连自己坐下弟子都没脸推荐给吕维祺，足见如今陕西人才窘迫到何等地步？
随后两人又聊了聊局势，祝万龄这才拜别而去，吕维祺便连忙将此事汇报与张顺。
其实祝万龄推荐这么多人，未必个个都能出仕舜王，至少正在“丁忧”的寇慎出仕的几率就非常低。
张顺正急于用人之际，哪里顾得了许多，分别一一应了。
只有祝万龄挂个赞画的名头，暂时不想出任官职，张顺倒也不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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