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底层的百姓，一步一步被融入政治中，天命或者神慢慢被移出政治。而由人民，来代替了原来天命或者神的地位。西方的议会和选票政治，从理论上，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样的，后来的苏联和中国，采用了代表大会制度，也是用人民来代替了原来的天命或者神。
从开放的政治链条，变为闭合的政治圆环，是近现代政治体制跟以前的政治体制最大的不同。致于实行什么具体的制度，其实没那么重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分歧，更多的是盟友与敌对势力的分歧。
政治制度与开放的政治链条越不同，与闭合的政治圆环越接近，政治制度也就越先进。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对国家的影响，应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王宵猎前世，绝大部分的国家，绝大部分的政治家、理论家，对此都没有清醒认识。大部分的人都在意识形态中，在政治制度中，从经济管理上，进行各种分析。这些分析其实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只能从生产力，从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从国家的军事力量，诸如此类来分析。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政府要为人民服务。这些话语听起来非常简单，耳熟能详。但真正分析起来，却都大有学问。能够真正理解清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从前世，王宵猎学到的政治知识其实只有几条。第一是在国家和社会之中，人民是主人。天命或者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作为主人，把政治链条闭合成了政治圆环。第二社会是发展的，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相适应，政治应该不断改革。除此之外，不太重要。
困扰王宵猎的，是人民是主人，但到底谁是人民？农民是，工人是，知识分子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官员是不是？军人是不是？甚至是牢狱里的犯人是不是？街道上的乞丐是不是？
人民是主人。但是国家怎么知道人民的意见？怎么让人民当家作主？即使分清了谁是人民，他们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是不是真地代表了心里的意见？即使代表了心里的意见，这些意见又是不是正确的呢？现在认为正确，结果一年后，十年后，或者更长时间后，却发现错了怎么办？
如果问人，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能长篇大论，说出无数的意见，提出无数的看法。但说实话，绝大多数基本没有什么用。这些简单的问题，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际是大学问。
中国的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孔子之下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孟子，另一个荀子。他们两人的思想，一个非常著名的分别，一个认为人性是善的，一个认为人性是恶的。
宋朝之前，荀子的地位比孟子高。宋朝之后反过来，孟子的地位比荀子高。
为什么？是有的学者昏了头，朝廷跟着发昏？还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王宵猎说不清楚，因为他前世没见过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人性是善是恶，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治理。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由人组成。对人的认识，决定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
在经济学中，经常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视为理性人，认为是自利的，是理性的。这个假设，同样是对于人的认识，由此引出各种理论。
对人的认识，比如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是自利的，有天赋的人权。这样的认识，直接产生了相应的理论，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治理方法。或者说，对人的认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研究的基础。认为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了不同的政治思想。
换另一个角度，从人是什么样的走出来，重新认识国家和社会。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其实比较明确。就是以“我”为一个存在，以他人、国家、社会等等作为一个存在，如何处理其中关系。最核心的，就是忠恕。对别人、国家、社会、宗族、家庭等，是忠。而对自己，要求则是恕。
孟子的思想比较复杂，也有些混乱。他提出了“义”。但义到底是什么，其实说不太明白。后世的人更加混乱，经常仁义并提，失去了其具体的意思。
对人的认识，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二元论很简单，认为人是自然人，有自然本性，同时人也是社会人，有社会禀性。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基于人的社会禀性，但也考虑自然本性。一元论则认为人是社会一元的，自然性本身也是社会性的一部分。对人的治理，不需要考虑自然本性。
王宵猎看来，人就是人，没有什么一元论二元论。一元二元的分别，只是人对社会、自然等的认识不同。以认识者的眼光，去研究人类。怎么分，人还是在那里，人依然是那个样子。
或者说，人的本性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没那么重要。
人就是这个样子，或者那个样子的，怎么认识是认识者的事。但一个人，和两个人不同的，不是两个人的简单相加。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有了相互关系，有了利益纠缠，有了他们的共同特性。这一个共同特性，是新生出来的，既与两个人有关系，又有自己的独立性。
一切对于人的研究、理论，家庭关系、宗族管理、国家制度，都必须把这个共同特性考虑在内。而且要把这个共同特性与人区别开来，清醒认识，认真管理。
简单的说，对人的研究，对于人的一切理论，必须清楚明白，集体与个体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强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分歧，而是要把集体单列出来，进行单独管理。
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绕嘴，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废话，认为自己明白。实际不明白。
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生二，二生三，那个三是什么。三不是由二再分一个出来。而是二的两个个体，有了联系，有了接触，他们的总体就是那个三。用集合论来说，就是合集，这个合集中可能还有交集，还有其他，但有了自己的性质。
认清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不能简单认为事情由百姓说了算。甚至把国家的所有人算在里面，也不能由这些个体来做决定，更加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简单投票的办法。治理者既要面对一个一个的个体，同时也要面对这个由个体组成的整体。
谁是人民？人民不只是由国家的人组成的，不只是工人、农民、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不只是官员、军人、学生等等，还包括那个整体。
很多时候，人们都认为整体是虚无的，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手段而已。其实不是。那个整体是真实存在的，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认识，自己的需求。
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从分析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中跳脱出来。对于政治与社会的认识，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于政治、社会、经济的分析，不再模糊，而能够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你穿越一千年，来到了古代的中国，要做些什么，来让中国避免历史中的落后，让中国站上人类文明之巅？没有清醒的理论认识，而只是单凭历史记忆，来改变某些历史节点，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打败了金人，后边还有更历害的蒙古人呢。至于单纯地照抄西欧洲制度和一些做法，同样不行。不要说一个人对西欧认识不足，历史上一直抄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承认，地球上的各个文明，不同人群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是那个样子，都不是偶然的。同样也应该承认，这种不同，人类前进的脚步，应该是不一样的。认为人是一个样子，人类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样子，是不正确的。人类的发展，本就是缤纷多彩。
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别人是野蛮落后的，是一种偏见。认为别人应该是自己的样子，更加是一种傲慢。西亚、欧洲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有一种传教士情结，本就是不正确的。
人类文明有同化。同化是有条件的，是需要时间的。强行同化，本就是不正确的。
让王宵猎困惑的，是他前世所生活的那个中国，从屈辱落后中走出来，有太多的外部因素。而对于中国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研究不足。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要让中国成为什么样子，王宵猎其实并不知道。他要做的事情，设计的制度，都要自己去摸索。
人就是这样。对于一件事情，只要有参照，就认为自己明白了。许多人觉得，外国人比我们富，比我们强大，他们这件事怎么做，我们当然就要这么做。外国人船坚炮利，国富民强，他们是这样子的政治制度，我们也要这样。甚至就连饮食穿衣，也要一样才行。
照抄别人，没有自己的思考，怎么能行呢？世界上哪里有一模一样的国家？同样也没有一模一样的家庭。人类社会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也不要忘了人类的共性。
人很简单，社会很复杂，国家更加复杂。很简单的人就已难以认清，更加复杂的社会、国家，岂能是简简单单说清楚的。认识到复杂性，才能真正找出不错的路。
第106章 杨进之乱
一个士卒急匆匆进来，叉手高声道：“禀知州，有军贼杨进，突然作乱。拥兵数万，取道登封，已过颖阳，直向伊阙。听闻欲取道龙门，进占河南府！”
王宵猎猛地睁开眼睛，看着下面的士卒。过了片刻，猛地一拍桌子：“说清楚，这个杨进到底有多少人？拥兵数万，我整个汝州才多少人口！”
士卒被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在那里瑟瑟发抖。
王宵猎摆了摆手道：“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士卒唱诺离去。王宵猎看着他的背影，又愣了一会。怪谁呢？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想得到准确的数字何其难也！对杨进王宵猎并不陌生，开封府的时候也算同僚，受宗泽招安。
杨进绰号没角牛，身体魁梧壮实，如同牛一般。原来是王渊的部下，受招安之后，为开封府的统制之一。本来守郑州，此次取道登封，避开了两京大道上的兵马。
统制官统兵数千。说杨进有兵三千王宵猎还信，数万就离谱了。整个郑州的人口全部入军，能凑出几万兵来就是奇迹。此时打仗，想搞清对手人数都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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